学者论坛

　书　　　　评
　　王达敏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关于余华，一开始并没有想写一本书。我的余华研究，始于偶然，从一篇文章开始。
    尽管余华到 1995 年已经发表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但直到 1998 年《活着》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 —— 格林扎 纳· 卡佛文学奖之后，余华才享誉世界文坛，进而走红国内。与此同时，是余华研究的升温， 1999 — 2002 年，有多篇文章对《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做出了尖锐的否定性的批评，由此形成了一种批评倾向。而这种批评倾向恰恰又是当前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即文学研究中的超语境批评现象。我觉得这些文章的观点存在着问题，有可质疑之处，于是写了一篇论文《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 —— < 活着 > 批评之批评》， 2003 年发表。文章发表后，学术界很快就有了不错的反响。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就余华小说与研究生们进行了几次小范围的讨论，我至今仍要感谢这些研究生，正是他们在讨论中与我的争论，激活了我的思想。其中之一，我发现我的第一篇论余华小说的文章，阵脚不稳实，即福贵为何不死的问题没有得到落实，这样又写了《福贵为何不死》一文。
    《活着》有两个文本，第一个文本是中篇小说《活着》，发表于《收获》 1992 年第 6 期，近 7 万字。 1994 年，电影导演张艺谋看中了《活着》，并邀请余华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在改编过程中，余华在原著的基础上又增写了 5 万字，使之成为近 12 万字的长篇小说，于是就有了《活着》的第二个文本。长篇小说《活着》已成为当代小说经典，大家在谈论《活着》、评论《活着》时，实际上都在谈论、评论《活着》的这个文本，而把中篇小说《活着》彻底遗忘了。为什么两个文本同出一体，处境却天壤之别？带着这个问题，写了《 < 活着 > 的两个文本》一文。
    关于余华及其小说，我有意识地放弃了面面俱到的研究方法，我是发现一个问题或是针对一个问题写一篇文章，往往是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因此文章是一篇（论）咬着一篇（论）。待写到第四篇（论）时，我就意识到一本书的远影在向我招手了。
    随着问题的前行与深入，我的看法和观点也在前行与深入。我的观点前后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致，而不一致正是思想之为思想的特点。当我在后面的思考中丰富了前面的观点或发现了前面观点有缺陷并对其作了修正时，我一下子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余华的经历不复杂，其小说也不是以宏搏厚重见长。余华小说灵悟通透，叙事单纯，但语义的张力大，很丰富。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最适合余华，它在问题意识的不断追问中展开论述，自然形成了一个由问题、观点和论述组织起来的逻辑结构。这种研究目标明确，具有选择性和排他性，自动地将不甚重要的东西拦在外面。
    《活着》之后是《许三观卖血记》，我称它是另一部《活着》。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两部作品均叙写苦难主题，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从意蕴和思想指向上来看，《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其主题 / 母题主要是叙写苦难，而《活着》和余华 1986 —— 1992 年创作的先锋小说则是命运交响曲，它们反复渲染苦难和命运，其主题 / 母题主要是叙写命运。这一发现让我激动不已，我猛然意识到，我对余华小说的研究，开始见底了。我也十分清楚，这一发现是独到的，一旦它随文而出，会成为余华研究的一个贡献。我在兴奋之中写了《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 —— < 许三观卖血记 > 批评之批评》和《民间中国的命运叙事 —— 论余华的先锋小说和长篇小说 < 活着 > 》两篇文章。
    先锋小说创作和长篇小说创作是余华文学创作的两个高峰期，而在这两个高峰期之间和之后写作的短篇小说，合为一集，名为《黄昏里的男孩》，共 12 篇。他们与余华的先锋小说和长篇小说最明显的区别，是沿着民间叙事之路作纯粹的世俗叙事，于是又有了《民间中国的世俗叙事 —— 论余华小说集 < 黄昏里的男孩 > 》一文。我对余华小说否定性的批评，这篇文章里谈的比较多。
    接下来的《从启蒙叙事到民间叙事 —— 以于华的“少爷三步曲”为例》，力图从文学史的视角，论述余华小说的意义与价值。我以余华的“少爷三步曲” —— 短篇小说《两个人的历史》、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死》和长篇小说《活着》为例，认为余华的小说创作既代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走向，即从启蒙叙事走向民间叙事，又与世界文学中的一种人道主义思潮暗合，从民间叙事中提升出“世界性因素”。
    《民间中国的叙事者》原本是作为序来写的，没想到文走了不久就进入了“论”的通道，在问题意识的导引下，追问始终有好运相助的余华阿，究竟是哪些才能使他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地位，被称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
    在期待中等来的长篇小说《兄弟》，先到的上部毁誉参半，也让我生出一些遗憾，便希望下部妙手回春，开出胜境。在希望与疑虑中等来的下部，让我接着遗憾，这回岂止是遗憾，还有失望。余华误用、滥用了自己的才能，这说明，在这之前写什么就成功什么的余华，不是什么都行的。余华有自己的所长，也有自己的所短。
    《余华中短篇小说解读》是余华小说论的另一种形式，选择余华中短篇小说中难读难解或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一一解读，最初是为了教学，其中多为先锋小说，文章长短不一，用随笔的形式写成，力求文笔与学理兼备。其解析着眼于小说文本本身，尽可能不对先锋小说的意义与存在的病症做过多的价值判断，我以为让专论来承担这项工作更合适。这些文字后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专论的写作，这是我没想到的。大多数写于 2001 — 2002 年，后来又添入几篇，共 20 篇。
    为了把握好余华的小说极其文学观点，以便写好《余华中短篇小说解读》和《余华论》，我首先研读了余华的 3 本随笔集，从中析出余华的文学观，于 2001 年写成《从虚无到现实 —— 论余华的文学观》一文。
    朋友们建议我与余华联系，做一个访谈附在书后，这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建议，曾动了这个念头，作家潘军也给了我联系余华的方式，后来发现余华的访谈越来越多，该谈的差不多都谈了，我再来做余华的访谈，显然是多余的，所以就放弃了。另外，我的一个习惯也在起着潜在的作用，那就是我在研究作家作品时，一般情况下，尽量不与作家接触，我的性格会使我在认识了作家，尤其是与作家成了朋友之后，对其作品的批评就会带上情感上的成分，影响判断的准确性。

本馆藏书

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困学纪闻》版本简介
杨　 万　 兵 

    《困学纪闻》是南宋王应麟撰写的一部考证札记，《四库全书》将其归为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其内容包括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两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共二十卷。其考证、评述颇具史料价值，亦有独特见解，为研读经史者必读之书，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自问世以来，刻印不绝，出现了各种版本，其中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为各版本之源头，清道光五年的翁元圻辑注本在清代各笺注本中最优，目前通行的本子有商务印书 馆 1959 年本及 1998 年《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困学纪闻》亦有多种版本和注本，今迻录如下，以免学人翻检之劳。
    1.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此本是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影印，全十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出版，通称中华再造善本。原本无序跋，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次行低一格，白口，上下单栏，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卷首摹勒深宁叟自识三十八字，下接目录，目后有“伯厚甫”、“深宁居士”篆文墨印二方。卷末有“孙厚孙、宁孙校正”一行；正文字体疏秀，仿赵松雪体，且按旧线装书格式装帧，古色古香，非常精美。
    2.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清阎若璩笺。清初阎若璩据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进行校勘注释，后何焯增补其说。乾隆三年（ 1738 ）马曰璐以阎本开雕，间采何说以附之。《困学纪闻》有注校本自此始，世称马氏丛书楼刻本或阎笺本。全八册。
    3.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乾隆三十八 (1773 年 ) ，清朝撰修《四库全书》 ( 第八五四册 ) ，收入阎若璩、何焯注校本《困学纪闻》，前有御制文一篇，评价此书口：“其说经具有渊源，深合内圣外王之旨。”四库馆臣为其撰写提要一篇。卷末有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教授陆晋之序，及康熙三十七年 (1772 年 ) 阎咏序。此为《四库全书》本《困学纪闻》。
    4. 《困学纪闻集证》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清万希槐集证。清嘉庆癸亥年（ 1803 ）会友堂刊本，全十二册。万希槐抄撮前人笺注，并援引经传有所发明，编为《集证》， 世称万希槐集证本。书前目录，卷首有陈诗序、万年茂序、王自序三十八字、牟序、袁序、吴献台序、何跋，《宋史·王应麟传》，凡例十七则，并列《困学纪闻》原引书目五百八十九种。卷末有“孙裕恂敬庵、惇厚庵仝校”一行和刘兆株、万鼎琛跋各一。
    5. 《困学纪闻注》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清翁元圻注。清道光五年（ 1825 ）余姚翁氏守福堂刊本，十二册。翁元圻采辑众家之说，复加己意，于道光五年 (1825 年 ) 由余姚守福堂刊刻，此本前有提要、牟应龙序、袁桷序；次康熙三十七年 (1772 年 ) 阎咏序；次阎咏记并临深宁叟自识三十八字及翁元圻案语；次乾隆壬戌全祖望三笺序；次道光六年胡敬序、黄徵乂序、翁元圻自序，并凡例、目录。书后有嘉庆七年屠继序跋，“男忠锡孙孝浚、孝瀚校字”一行，“道光五年乙酉正月开雕八月竣工杭州爱日轩陆贞一董刊”两行。此辑注本集前人笺疏之大成，最优，因而取代其它各注本流行于世。世称余姚守福堂本。
    6.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清阎若璩笺。清同治庚午（ 1870 ）扬州书局重刊太原阎氏笺本，半页十一行，十九字。全四册，合订为二册。书前有牟序、袁序；次陆晋、阎咏序；次阎咏记并临深宁自识三十八字。书后有乾隆戊午年祁门马曰璐跋。
    7. 《翁注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清翁元圻注。上海文瑞楼发行，鸿章书局石印本，全十六册（二函）。书前有四库提要，次牟序、袁序、阎咏序；次阎咏记并临深宁叟自识三十八字、全祖望三笺序；次凡例、目录、编目例言、编目二十六卷。
    8.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9 月出版）收录，乃翁注《困学纪闻》（道光五年余姚守福堂刻本）的排印本。该本前有四库提要，次牟序、袁序、阎咏序；次阎咏记并临深宁叟自识三十八字及翁元圻案语；次全祖望序、胡敬序、黄徵乂序、翁元圻自序；次凡例、目录、翁注编目例言、翁注编目。全十四册。世称万有文库本。
    9.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 193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影印江安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元刊本《困学纪闻》，半页十一行，二十四字。全六册合订为一册。卷首摹勒深宁叟自识三十八字，下接目录，目后有“伯厚甫”、“深宁居士”篆文墨印二方。卷末有“孙厚孙、宁孙校正”一行，与中华再造善本基本相同。书后有李盛铎跋，傅增湘识并作校勘记。世称《四部丛刊三编》本《困学纪闻》。
    10. 《翁注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 1936 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子部》（ 063 ）排印翁氏辑注本《困学纪闻》，此本为杭县人高时显、吴汝霖以道光乙酉年余姚守福堂翁氏刊本为底本的辑校本。该书用精美的仿宋体铅字按旧线装书格式排印，原本半页十行，十八字。非常清晰、美观。世称《四部备要》本《困学纪闻》。
    11.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 1959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据 1935 年 9 月《万有文库》本《困学纪闻》重印，为 32 开本，全三册。此为翁注《困学纪闻》的通行本，便于读者购买及阅读。
    12.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 1992 年 7 月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此本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全祖望用马曰璐乾隆三年（ 1738 ）丛书楼刊本作笺注，并过录何焯批识原本影印。半页十一行，十九字。原书卷十六末页残破不全，又据山东省图书馆藏清马氏丛书楼本补抄原文，排印附于书末。书后有陆晋序，阎咏序。 　

捧得一读

重　新　审　视
胡 迟

    在清算斯大林罪行时，布哈林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他因为持不同政见被迫害致死，使他几乎成为所有受害者的代表。他的才学，他的胆识，他的铮铮铁骨被人们津津乐道。 1928 年，这个年份被人们记住了。正是在这一年，布哈林与李可夫由于不同意斯大林的加速工业化、全盘集体化和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开始了生命里的噩梦。今天看起来，他们的“不同意”显然是明智的，他们以自己的“明智”与斯大林的“专制”抗衡，结局虽是悲惨，却更有一种壮烈。但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我们关于“英雄”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因为我们知道，布哈林临死之前给斯大林写了 40 多封信，按要求出卖了所有的人，并以极其献媚的言辞向斯大林抒情。其中有一封信，他以乞求的口气向斯大林要求得到一张妻儿的照片。当然，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
    骄傲的布哈林在最后的时刻终于低下高贵的头颅，而且一直低到尘埃里。“出卖”、“献媚”、“乞求”，这些卑贱的词语怎么能和布哈林联系在一起呢？但事实胜于雄辩。能够过多地责怪布哈林吗？我们不忍心，毕竟，他曾受正义与良心的驱使，说过真话，并为这“真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错，他本该一直站立着，作为正义的化身与代表极权的斯大林愤怒地对视，但当政权和舆论都向他全面施压时，他还能确信自己的立场吗？他还能确定自己是代表“正义”吗？他的崩溃情有可原。
    乔冠华，这个名字随着章含之的一本又一本的回忆录渐渐走入普通人的视野。坦荡、真诚、博学多才，挥洒自如……这位前外交部长的形象愈来愈高大完美。但最近乔的老同事张颖写了一篇题为《人无完人——忆晚年乔冠华》，其中许多细节颠覆了我们心中的形象。比如乔冠华劝张颖投靠江青一派，对她说：“当前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么！”说完，仰面大笑。周恩来去世，外交部在乔冠华的禁止下，没有举行任何悼念活动，他还帮助江青毁灭封存在外交部的不利于她的材料。乔去世后，由中央有关部门拟了一则通稿，对乔冠华一生作了客观评价，但章含之强烈要求删掉“文革”中的一段，否则宁愿不发。于是，关于乔冠华的病逝，各报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不涉及任何评价。
    章含之是聪明的。若干年后，她用她的笔，顺着自己的心意向众人描绘了一个光彩夺目的乔冠华。作为一个深爱乔冠华的女人，她做的一切都源于爱，我们无法强求她客观评价自己的爱人。但一想到以乔冠华那样的资历和学识，竟也愿意对江青这样的人俯首听命，全力拥戴，真令人匪夷所思。
    对于“文革”，虽然许多人有许多描述，但它的荒谬与惨烈，我仍然无法想象。倒是巴金的一句话让我对文革有了最深刻的认识，巴金说：“那时，不单别人认为我是有罪的，连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罪恶深重。”这种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调动了每个人的原罪意识，渐渐地，人们竟把那些迫害他们、却高踞在审判台上指手划脚的人认作拯救自己的上帝了。多么可怕！在这种环境中，谁都会有一度“迷失自己”吧？我愿意这样来揣想乔冠华，虽然，从客观上来说，他是做了附炎趋势的“小人”，而且做得非常卖力。
    有时候，我们习惯将民族的噩梦归罪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正如我们也常常将民族的辉煌归功于某个人或某些人一样。但重新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具有摧毁性的体制面前，人性贞操是最容易被攻破的堡垒。当人性的丑陋叠加在一起时，世界就以极其合理的逻辑向着荒谬出发了。而能在历史的旋涡中守住自己的，往往并不是我们瞩目的大人物（尽管他们事后被包装得光彩夺目），反而是我们忽略的小人物，比如遇罗克， 比如张志新，比如那个冒着风险收藏傅雷骨灰，迄今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姓名的女工。

诗　与　思
北 愚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在纽约一条并不太起眼的街道上有家画廊〔 gallery 〕，门脸并不大，外观也无任何特别之处，但让人颇为费解的是其门票居然高达 25 美元。其间的三面墙壁均用黑布蒙起来，未被蒙的墙上有一副巨大的画，画上是一篮新鲜的水果，屋顶上有一束光直射在上面。画廊的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有一篮新鲜的水果，同样屋顶有束光直射其上。画的两旁壁立着两位衣着整齐的工作人员，据他们自己介绍说他们须不停地更换篮中的水果以确保其新鲜。打开一面黑布会发现里面有更大的房间，里面的墙上都是各家诸派的水果画，令人叹为观止。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创意简约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抑或是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性思考。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到存在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带着一副特别的眼镜来观照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拥有各自的 perspective ，然而问题是，告别兽界的人们并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内心总是渴望着遥远的彼岸世界，我们又该如何抵达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和自由的真谛呢？
    横亘在现代人与事物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厚重，我们如何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并恢复事物的自在自持的存在？当代的哲学大家海德格尔为我们指点迷津。只有通过“诗”〔艺术〕和“思”〔思想〕而且是后主体主义时代的“诗”与“思”才能进入“世界之境域”，才能在“天”之开启与“地”之幽闭的发生运动中接近自在自持的事物。天地玄黄，万物在天地之间生成，人也在天地之间生成。天地“之间”是世界，唯有在世界的运动中才有物的自行呈现，而人群之中，唯有从事艺术和从事思想的人才有可能超越私人境域而进入天地之间的共同境域，去接近自在自持的事物，达到独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道家风韵。
    众所周知，一般物之存在只有借助于作品才能为我们所体验，而我们却无法认识到物自身，这几乎是康德哲学的现代翻版，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可以通过作品的中介作用去无限接近物自身。艺术乃是真理之发生的原始性的方式，我们在凡高的农夫的鞋中发现了真理的临现，并不在于真实地描述了现实，其价值在于揭示了农鞋的存在，使得存在进入了一种无蔽的状态。一个人接近艺术作品愈密切，他就愈能感到生活的统一性和和谐性，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在运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而且还借助无数双心灵的眼睛，正是由于他们崇高的帮助，他终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世界，渐趋庄子所说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境界。
    除了艺术的道路外，还有一条接近物的自持自在状态的道路，那就是“思想”的道路。鉴于以往的思想总是处于一种陆地的、逻辑的和科学的干涸中，此处之思是思想之思，审慎之思，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思，超越了哲学和科学意义上的“表象性思维”的思。传统的形而上的思维都属于一种“表象性思维”，其中一切皆立为对象，这种表象的、逻辑的、理性的、计算的思维并不是真正的“思”，思是属于非对象性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思必须有两种姿态：“向着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首先让事物 let be ，任其所得的存在，并非对于它的占有和利用。其次对神秘持一种敞开和接纳的态度，重新唤起一种内心深处对于神秘的期待和敬畏的心情，以及面对人世天地空无悠远的情愫。只有这种思想之思，才可以真正接近自在自持之物的本真的存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关于壶的思想非常具有说服力。壶之为壶在于其能容纳，容纳不是壶的底部和壁，而是“空无”构成了它的真正本性。空洞的壶的容纳是为了倒出，为了有所馈赠，由此可以看出壶之本质集结了“天、地、神、人”于一体。所以说“思想”是对物的“阴沉”的突破和对物的虚无幽暗之境的穿透。“思”的道路赋予我们以抵达自持自在的存在的希望，这两种姿态提供了诗意地栖居的极大的可能性。
    思想之虔诚是一种坚忍不拔的力量，它具有摧毁一切迷狂的冲击力。画廊的卓越之处在于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并以一种非常艺术的手法展示出来谨供有心人的进一步的思考，虽然她并未给予具体的答案，然而却胜过无数真切的答案自身。然而在求真的旅途中，我们无法掌握真理，唯一的事实是真理在掌握着我们。知其不知，知之至也，这是求真之途上的金科玉律。自称为黑森林中的乡下人的海德格尔在思想的林中路上，直到晚年仍未放弃，以良心为尺规执著依然揭示美妙者被锁蔽之状态，不懈地进行着关于人类命运的运思和追问。我们后来者理应在他的激励下不仅要学会分享而且还要学会创造。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个由技术统制的“无思”的世界的暗夜中，又有谁能真正理解海德格尔之思和叩问的惊心动魄呢？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我们应该以何种姿态承担起伟大的思想之责任呢？应该为建立一个没有奴役和绝望的社会作出什么样的努力呢？

文化麦田里的守望者
－－坚守精神家园的另一种思考
李　亚　琦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笔记中写到：“人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文学泰斗巴金认为晚年有三大遗憾：一曰精神枯萎；二曰身边亲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三曰不能为人生再作贡献。凡此种种，都在向我们抛掷一个命题：坚守精神的家园，抵制物质的异化。在当下这个商潮汹涌、人心浮躁的年代里，保有这一点尤其重要。
两个月前，我在天涯社区上发帖—《有多少经典被来糟蹋—日版《西游记》观后》，对日本在华拍摄《西游记》说了点自己的看法，一时间，网友们纷纷跟贴，认为我杞人忧天者有之；认为日本人糟蹋中国文化者亦有之。时至今日，当一切已尘埃落定、日版《西游记》在华开拍已成定局的时候，我依然倔强地以为，这部由日本出资拍摄的《西游记》是对中华文化的无视与侮辱。无法想象圣洁的唐僧成了娇滴滴的姑娘，无法想象调皮的孙悟空同师傅谈起了恋爱？！当这一切出现在日版《西游记》的荧屏中时，我们有理由对它说声拒绝 ! 狄德罗曾说：“没有英雄的文学是可悲的，没有天才的民族是可耻的。”当孙悟空这个能升天入地、翻江倒海的英雄被日本人彻底解构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坍塌的不仅是那个童年记忆里的美猴王，更是一个英雄幻梦的泯灭！
    我们总是汲汲于讨论“国学热”的是与非，“中医废弃与否”的错与对，却很少静下来审视古老的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当我们为打倒“孔家店”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当我们在“文革”中为八亿人唱八出戏而洋洋自得的时候，当我们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迷失人文自我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坚守精神的家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王小波先生有本杂文集，名字就叫做《我的精神家园》，里面的很多文章都提到了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小说《芭芭拉少校》，在我看来，《芭芭拉少校》就是小波先生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里唯一的精神食粮了。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更应懂得坚守精神的家园。
    鲁迅先生曾在《狂人日记》的末尾，不无忧虑地感叹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先生的这段话历经岁月的淘洗，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今天，当我们昂首阔步地走在世纪大道上时，所要做的不仅是葆有经济的繁荣，更要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宝藏。“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向人们宣告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的培养最终促成经济的更大发展。我们期待着盛世中国的早日来临，期待着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中华巨龙飞翔在世界的东方。要做到这些，精神家园的坚守是勿庸多言的。否则的话，在多年以后，当我们面对一个经济巨人而文化侏儒的国家时，耳边就会响起鲁迅先生那振聋发聩的话语，只不过，个中文字稍有改动—“有精神、灵魂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追随先师的足迹
任　荣

    在安徽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中 , 大部分图书已经有些年头了，都是上个世纪 50~80 年代的“老古董”。那时的图书馆还没有先进的网络管理系统 , 一切工作都是靠手工操作来完成，所以每本书后面都配有一张图书借阅卡用来记录读者借还书的基本信息。年复一年，累计至今天，有些书的卡片上积累了一大串读者名字。
    我借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看借阅卡。有时借到一本书，抽出卡片，仔细的辨认这些或远或近的名字，会惊奇的发现有些名字是如此的熟悉，有学术前辈李汉秋先生，有学者朱万曙、赵山林、陆林等人，更有我的老师和同学。看到这些熟知的名字，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也许是自我赞许“英雄所见略同”，也许是感叹又多了一个读书的知音，也许是羡慕这本书的幸运可以获得如此多的先人后人的青睐。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柔和的灯光下，独自抚摩书本有一种真挚的感动，感觉在书山卷海里遨游的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是在先师的足迹上前行。
    近日在读隋树森先生编的《元曲选外编》。这本书有半个世纪的年头，比我的年龄还大上一倍多。书的借阅卡和书一样古老，上面也留下了一串长长的签名。翻阅这本书时，我总是以敬畏的心态去审视，丝毫不敢有所懈怠。阅读它感到的是在阅读一部学者的学术成长史，十分厚重和严肃。这本书太古旧了，疲惫的身躯上留下了太多先辈的痕迹。正文上被多位先辈用不同颜色和不同的笔迹进行了圈点和批注，形形色色的符号散落在铅字中犹如一幅藏宝图让人迷惑、神往。这些圈点的地方要么是一折戏的紧要关目，要么是一折戏的绝妙好词，或是一惊奇转折，亦或是一戏之纰谬。这些零零散落痕迹好似书本的标识，指引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和最快的速度找到书籍最核心的价值。想到此不得不感谢那些前辈的努力，他们的足迹成为我们后生晚辈学术道路的明灯，让我们少走了一个又一个弯路，节省了一秒又一秒的时间，同时也在最孤寂时有了精神的安慰和信念的支持。诚如康德所说：“这将永远使人不解……前人们的辛勤劳动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到来的人才会幸运地住进房屋。”与前人在学术荒漠里筚路蓝缕的开拓相比，今天我们能入住前辈学人构建的学术高屋里简直就是一种幸福和享受。
    回首往事以前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每次都在和先辈进行不等价的交换，因为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往往是我们的不经意。历史在这里似乎“不公平”。前人在孤灯清影里，在卷帙浩繁中一点一滴的搜罗，斟酌，梳理出一丝的头绪，剔出一点真金。我们后辈得到时全然不顾其艰辛，大胆享受这真金的光彩。所以赫尔岑“愤愤”的说：“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越来越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不需要付出同等代价。”如今想来这种抱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辈珍视前人的足迹是完全不容回避的责任。
    追随先师的足迹前行，也请珍惜它

书评

读《无事生非》有感
程　春　晖  

    《无事生非》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喜剧，在剧中，莎翁塑造了两对情侣——克劳狄奥与希罗、培尼狄克与贝特丽丝，向读者展现了两对情侣的不同爱情经历：一对是先甜后苦，另一对是先苦后甜。
    我读完这部喜剧之后，并没有特意坐下来沉思冥想，但两点感悟就随之涌上心头，简直如水到渠成一般，一切是那么的自然。
    感悟一：爱情非常脆弱，就像冬天的薄冰一样不堪一击。剧中克劳狄奥与希罗是一对一见钟情的情侣，初次见面后就像金属碰到磁石一样，彼此都被对方深深的吸引住，再也不想分开，在之后的相处中，更是情愫倍生，很快便谈婚论嫁。在家长、朋友的眼中，无疑就是天生的一对，两者的结合自然也是珠联璧合。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深深相爱的情侣，却不能经受一个小小误会的考验。在克劳狄奥与希罗婚礼的前一天深夜，希罗的女仆穿着希罗的衣服同站在她窗下的男朋友倾谈，神情亲昵，被站在远处的克劳狄奥看见。在没有到现场确认的情况下，克劳狄奥就误认为希罗的女仆是希罗，对“希罗”深夜在窗下同陌生男子窃窃私语的行为勃然大怒，感到受到奇耻大辱，对希罗的态度也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浓浓的爱意转为切肤之恨。在第二天的婚礼上，他面对众多嘉宾，说出他昨晚看到的“一切”，并拒绝与希罗举行结婚仪式。面对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柔弱而文静的希罗当场晕倒，而克劳狄奥却孰视无睹，扬长而去。一个小小的误会就使克劳狄奥对自己心爱的人生死置之不理，不禁让人感到寒心，体会到了爱情的脆弱。
    感悟二：中西方文化在对待朋友与爱人之间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朋友、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破了，尚可再买，而手足断了，却不可再续，强调朋友之间要义气当先、肝胆相照，能够为对方两肋插刀，更不要说舍弃自己的女人。西方文化却是截然相反，认为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即使是朋友之间，也可拔刀而战。在剧中，贝特丽丝绝然不信温柔文静的希罗会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看到克劳狄奥的冷酷无情，只恨自己是女儿之身，无力教训负心的克劳狄奥，替希罗讨回公道。正在她伤心大怒之时，培尼狄克走过去安慰她。贝特丽丝看到了培尼狄克，仿佛也看到了替希罗报仇的曙光，虽然她知道克劳狄奥是培尼狄克最好的朋友，但她还是对培尼狄克说，如果他爱她，就替她去杀了克劳狄奥。在最好的朋友与自己心爱的女人之间，培尼狄克选择了后者。为了实现贝特丽丝的愿望，培尼狄克决定与克劳狄奥进行决斗。在西方，决斗意味着生死之战，失败的一方会永远的倒下去。培尼狄克的行为，如果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肯定会为人们所不齿，会被树立为重色轻友的典型，会在各种各样的指责下永世不得翻身，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能够被世人所接受，所以当培尼狄克去找克劳狄奥决斗时，克劳狄奥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埋怨和指责。

开卷有益

博导读什么书
陈娉舒

    “哪些书籍曾经对你的学术思想、为人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什么是这些书籍？”一项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三百多名博导的调查发现：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不是专业书籍，而是非专业书籍，多数是小说。
    接受调查的梁慧星研究员说：“我读许多书，自觉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收益最多的，是在大学期间读过的 3 本翻译小说：《牛虻》、《怎么办》、《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
    22 位博导一共推荐了 99 部著作，主要包括《论语》、《红楼梦》、《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牛虻》等。
    对读书，博导们所持态度惊人一致：“作为学者，读书如同吃饭，否则就会思想枯竭。“大多数博导强调，要想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做学问很艰辛，要学会忍耐和坚强。
    一些博导强调，读书可以调剂生活，避免生活的单调和枯燥。夏勇研究员写道：“《复活》让我第一次感到，为某种理由而活着，加上可能无理由的激情，等于最好的生活方式。”
    部分博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令后人汗颜，如今年轻人一定要打好国学功底，因为它是做好学问和陶冶情操的必需。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社科院拥有大批顶级专家和学者，仅其研究生院就有博导五百多人，历来被公众视为“中国的脑库”、“中国的智囊团”。这么多博士生导师，其为人，一直是外界好奇和向往的。这次调查，促进了人们和学界名家在思想上碰撞和对话，让更多人分享到名家的精神世界。

摘自 《实用报刊数精华》

读　写　之　间
周克南

        李银河在她的新浪博客里引用杜拉斯《写作》里的话：“写作是未知数。写作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将写什么。而且十分清醒。……如果你在动笔以前，在写作以前，就大概知道会写什么，你永远也不会写。不值得写。”不管杜拉斯的话有几分道理，倒是非常合我的胃口。我们宿舍有人常念叨魏晋名士风度。杜拉斯说的状态在精神实质上到与之十分切合。在我看来，率性而为是魏晋风度的特质。杜拉斯强调写作内容的不可预知，就是承认性灵在写作时的高度意义。如此说来，杜氏是真得名士风度之三昧的。这倒令我非常向往。或许今后我在写作时至少在空间里应当追求这种写作的未知状态。
        对王小波，谈不上喜欢和了解。只是久闻其名，对他和他的大作就有了几许好奇。后来零星看过一点他的散文和小说。朦胧中觉得此人是个看破红尘的思想侠客。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照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现实而现实，而是透露出对人类的整体瞭望和窥探。我甚至觉得他的小说其实是预言，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寓言，尽管我无法明确预言和寓言的定义和区别。我想对他和他作品的理解由此有了几分难解和不确定。幸运的是我们的时代已经很开放，人类的智慧也够发达。巧合的是他有位理解他又能完整表达出这种理解的足够智慧和有思想的夫人－－李银河。所以，我想要是有人要研究王小波，读李银河的文章应该是有无法替代的帮助的，可能还是条终南捷径。我本想用绕不过去来形容这种作用，又觉得缺乏证据而过于武断，还是不下这个判断吧。
        这几天翻看了许倬云先生的《万古长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今天又开始读韦尔斯的《世界简史》。觉得他们都是用极其开阔的眼光和精神的学理在阐释他们眼里的历史。历史，在他们那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历史这门学科，在他们那也不是枯燥乏味的说教。在《万古长河》中，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的则是与我们所了解的大部相同。《世界简史》的内容还没怎么看，不过那份从容的笔调告诉我，此书读下来觉得会有很多有益的启迪。对，启迪，某种意义上，这两本书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此。当然它们能让人增加很多具体的只是。且不说万古长河中许多细节史事的揭示。在世界简史里，可以获得对世界历史的轮廓的把握。
        老师们常叫我们要多读书勤读书。可能用心之一就是想让我们能由此获得对问题理解的深刻见解的方式方法。毕竟我们从小到大学到的知识体系是单一的，因此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对真实世界理解的遮蔽。当我们打开一本又一本书籍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的思想何其丰富，世界的面貌何其多样，而躺在这面貌和思想背后的本质又何其让人无法释怀和放弃对它的追寻。
        读书就是读人，也就是读自己。多读书总是有益的。只怕，真的面对书的时候，我们又不这么想了。于是，李银河在此岸书写，王小波在彼岸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