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骄傲。他的学术成就无比辉煌,而他的治学之道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惜时如金  季先生所以能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者,靠的不是聪明,而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精神。惜时如金,以勤补拙,是他的成功秘诀。古人惜时有“三上”之说,先生则利用一切时间的“边角废料”,会上,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动车上,特别在步行时,脑海中思考不停。他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不敢放松一分一秒,不然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除了有争分夺秒的惜时之心,他还有巧用时间的妙法。先生在几十年间养成了一段时间内从事几种研究的习惯,不喜欢单打一。这种歇活不歇人的办法,先生屡试不爽。
     是时代造就了先生特殊的勤勉不怠、惜时如金的性格。他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决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预流弄潮  治学要开创新开地,决不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而必须勇立潮头,不主故常,咸与维新。先生对此有深刻体认,而且身体力行。先生非常赞同陈寅恪关于学术研究“预流”的精辟之见。他说:不预流,就会落伍,就会僵化,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预流,就能前进,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兴遄飞。并认为王国维、陈寅恪等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是得了“预流果”的。我认为,先生本人也是得了预流果的,是中国当代学术的弄潮人。
     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弄潮精神,除了受到他的中国老师陈寅恪等的影响外,还得益于他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他是一位权威学者。第四学期念完,他就给了先生一个博士论文题目。为了做好博士论文,先生花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篇长长的绪论送给教授,约一周后退回,整篇文章用一个括号括了起来,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教授说:“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这件事对先生的打击很大,但受用终身。“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成了他的戒律和衣钵,并传给他的学生。
     用弘取精  先生推崇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观点,认为它是不刊之论。大胆假设和预流是相通的,不过大胆假设之后要小心求证,预流之后,还有一个掌握材料与运用材料的问题。在掌握材料上,先生提倡“竭泽而渔”。但要真正做到这四个字,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超越的语文条件;二、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三、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
     对材料的竭泽而渔,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首要追求。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有了材料,还要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抽绎出可靠的结论,使结论尽量接近真理,就是“小心求证”。如果说,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以至达到竭泽而渔的境地,是“用弘”的话;那么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抽绎出可靠的接近真理的结论,就是“取精”。先生认为,“小心求证”要根据资料、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要反复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经不住客观材料考验的假设,就必须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接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就是小心求证。
     综观先生的学术成就,无论是印度文学研究,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走的都是用弘取精的路子。首先是大胆假设,收视反听,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旦确立假设,就广搜博罗,对材料竭泽而渔;接着就是对材料爬梳剔抉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用可靠的材料去修正假设;最后将经过修正的假设和挑选过的材料进行博综精思,灵构妙筑,写出学术论著。
     以上所述,只是我对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孔之见,既不深,也不全。然而古人说“见象之牙,知其大于牛也”,请读者“以所见占未发”吧。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
    2003年10月14日,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换届暨年度工作大会在逸夫图书馆隆重召开。大会由图工委主任华泉坤副校长主持,党委书记陆勤毅同志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副主任韦穗和易佑民等校领导向新一届图工委委员颁发了聘书。
    陆书记殷切希望各位委员恪尽职守,认真审议图书文献保障系统二期工程计划和本年度实施计划;希望图书馆工作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吸收各方面力量,使服务更加完善,管理水平更高。图工委副主任许俊达馆长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了图书馆在构建人才、信息、资源三大平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文献信息保障系统二期工程将按照开放共享、提高效益的建设原则,拓展覆盖区域,丰富信息资源,提高服务功能,为我校迈向高水平大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如建立智能化的新型阅览室,进一步丰富资源书目、期刊数据库、安徽大学文库和安徽大学学位论文库等,逐步形成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资源中心。
    与会委员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审议并原则同意图书馆《图书文献保障系统二期工程建设年度实施计划》。各位专家充分肯定了我校自实施“211工程”以来在图书文献工作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肯定了图书馆在新馆搬迁、资源配置、图书自动化管理及数字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委员们表示,在文献保障系统二期工程建设中,将会同各学科专家积极做好我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论证工作。委员们还建议,在文献资源购置上,图书馆与各院系之间应加强联系,做好分工与协调工作,避免重复购置,真正实现资源共享。院系资料室在业务上应接受图书馆的指导,各院系订购书刊应到图书馆进行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电子文献资源的作用,一方面应解决好硬件问题,确保网络通畅;另一方面应加强对读者的培训和宣传工作。
    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必将大大推动我校图书文献保障系统建设,开创新的工作局面。
图书馆办公室
    新学期开始了,当大家坐在安静舒适的自修室或阅览室漫步书林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到,在刚刚过去的暑期里,也就是人们尽情享受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时候,图书馆人战高温,挥汗水,初步完成了建馆45年来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资产清点工作。
     自接受资产清点任务以来,为不影响新学期的日常工作,保证各项任务如期完成,馆领导精心策划和部署,将清点工作分为家具组、设备组、古籍组、期刊组、图书组、信息部等六个小组进行。截止8月底,家具组将馆内所有固定资产清点完毕,并逐一登记造册;在信息部和编目部的大力协助下,经过期刊组、古籍组全体工作人员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共同努力,初步建立了外文、期刊、报纸、古籍等数据库;图书组通力奋战,使馆藏数据由原先的40万册上升到100多万册。这次清点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我馆文献信息保障能力,为如期完成“文献信息保障系统”项目的二期建设,更快实现向数字化现代型图书馆的转变,为我校“211工程”整体建设和各项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为给师生创造更安全舒适的读书环境,馆办配合三建公司对逸夫图书馆进行了维修及返修。为了广大读者更方便快捷地通过校园网查阅各种信息,文献中心对图书馆主页进行了全面维护和更新。为保证新校区同学能方便地借阅图书,馆领导决定专门为新校区订阅期刊和报纸,挑选了2万册教学参考书和几千册新书,抽调工作人员建立临时阅览室,届时提供“网络借阅、送书上门”服务。文献信息中心克服了时间紧迫的困难,完成了省教育厅委托的近三百个项目的查新工作,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骄人成绩的背后饱含了图书馆人默默的付出。图书馆阅览室都没有安装空调,老馆书库甚至连电风扇也没有。一排排书架,一摞摞书和报纸,在今年这种历史罕见的高温天气下,一个库房就像一个大蒸笼。有些书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保管条件简陋致使纸张散布着霉菌。在清点整理时,汗水混合着灰尘,眼睛都无法睁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库工作的同志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由于汗水的长期浸渍,灰尘和霉菌的大肆侵袭,他们中很多人感染了皮肤病,身上长满了一个个疱疹,奇痒难耐。为了保证全馆工作进度,他们一个个咬紧牙关,坚守工作岗位。有的工作人员甚至为此放弃了一年一度的暑期探亲机会。为了早日完成资产清点工作,他们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所有。
    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日子里,全体图书馆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图书馆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作为安大人的精神家园,作为安大学术进步的强有力的支撑,图书馆的成长与发展诚然离不开图书馆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默默的奉献,但更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离不开全校师生的热切关注。为了安大美好的明天,为了我校“211工程”的顺利建设,让我们携起手来继续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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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推荐
     1982年,蔡尚思在他的《中国文化基础书目》一书中,提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40本书:
    文学10种:《诗经》 《杜工部诗集》 《李太白集》《韩昌黎文集》 《白香山诗集》 《水浒》 《宋元戏曲史》《鲁迅杂感选集》 《红楼梦》 《梦辞》
    史学6种:《左传》 《廿二史札记》 《史记》 《徐霞客游记》 《史通》 《帝王春秋》
    哲学20种:《论语》 《荀子》 《孙子》 《论衡》 《庄子》 《化书》 《明夷待访录》 《韩非子》 《四存编》或《习斋先生言行录》 《金刚经》或《六祖坛经》
《天演论》 《李氏焚书》 《读焚书》 《孙中山选集》 《读四书大全说》 《墨子》 《太平天国文选》 《老子》 《清代学术概论》 《孟子》 《五四运动文选》
    科学4种:《梦溪笔谈》 《本草纲目》 《农书》 《天工开物》
薛原摘
书籍知识
    历代藏书家都把宋刻本(宋代雕版所印的书)视为极品,一旦收得一部宋版书,往往把该书名“镶嵌”到自己的藏书楼楼名中去,以示镇库。苏州潘承厚、潘承弼兄弟因得宋版蜀大字本《陈后山集》20卷,而号其楼曰“宝山楼”。解放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潘明训从袁克文手中得宋版《礼记正义》时,正值其长乐路新居落成,遂名其居曰“宝礼堂”。陈清华先生的藏书楼叫“荀斋”,是因其藏有宋版《荀子》。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共收得200部宋版书,故其楼名为“皕宋楼”……
    宋刻本之所以如此珍贵,首先是因为年代久远,内容接近旧本,不像后世诸多翻刻本,常常由于校勘不精而以讹传讹。同时,宋刻本用墨精良,制法严谨,纸质莹洁。
    宋刻本就地域而言,以杭州地区所刻最精,蜀刻次之,建刻最下(福建建阳)。当时所谓的国子监本,绝大部分是杭州刻的。就刻书人而言,有官刻、私刻、坊刻之分。在字体上,北宋的刻本以欧体和颜体较多,而南宋的刻本以柳体为多。刻本的版式,前期以四周作单边为多,后期则变成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另外,除了行宽字稀、白口、单鱼尾等特点外,版芯还常题有字数和刊工的姓名,这些都是鉴别宋版的重要依据。宋版书在明末即以页论价,时至今日,拍卖场上的价格已以百万元计,堪称古籍线装书中极品。
      刚进大学时,我们对每星期二十几节课的安排很不以为然,这也许是因为刚刚经过高考的冲刺,一时还无法适应这种自以为是的轻松吧。一位同窗好友当年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一星期才这么几节课,不如每天多上几节课,四年的课一年上完,我绝对消化得了。”如今四年早已倏忽而逝,女友亦已为人妻。只是现在的她常跟我说:“如果大学四年能重来,我一定会好好过的。”其实,谁也不认为她的四年没有好好过,毕业时总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也许每个人穷其一生,总是有太多未了的心愿。我们总是幻想时光能够倒流,以便给我们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其实即使机会真能再次惠顾,我们中的许多人能否避免过去的失误也未可知。当然,我仍然期望四年能重来。
     假如四年能重来,我会让那张小小的借书证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现在,每当我愁苦于自己学识的贫乏与思想的苍白时,便不得不从每月有限的薪水中抠出几个子儿送给书店的老板,而同事们也常为我的一本书竟花去半只皮鞋钱而扼腕痛惜。
     假如四年能重来,我一定不会厌烦学那些暂时可能用不上的东西。当年学电脑时,以为它不过是时髦的附属品。上机时,大家只是热衷于比谁的游戏玩得“溜”,似乎那才是高智商的表现。没想到上班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电脑的操作。当我不得不独自辛苦地上下求索时,才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一本万利的生意莫过于向老师交学费。同样,我也不会再去讥讽那些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的同学爱出风头,聆听学术报告的故作深沉。经过几年磨砺的我现在终于懂得,知识和技能的储备是无时不需的。
     假如四年能重来,我一定要比过去更加努力地接近授课老师,这样我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启迪。而当年的我总是尽量避免引起老师的注意,甚至从心里鄙视那些喜爱和老师打交道的同学,以为他们太庸俗,小小年纪竟学会拍马屁。
     假如四年能重来,每次上课时我一定要坐到最前面,而不是像当年那样早早占据最偏僻的一隅,以便从事课堂“第二职业”。每逢老师提问时,我一定不会再低下那自以为高贵的头颅。如果这样,今天的我就不会常常遭遇如许的尴尬,即在三五人中口若悬河,而到了关键场合便如入定的老僧。
     遗憾的是,没有岁月可回头,纵然有太多的假如,也无法帮助我们留住那四年的时光。但既有如此多的假如,可见我已开始自新,四年,也并非一无所获。
   开始读余杰的《香草山》,我刚刚从扬州回来,于是,这个发生在扬州与北京之间的爱情故事,读起来就分外亲切了。
   在《香草山》中,余杰以优美的文笔做了一回爱情的巡礼,体验了一次美的历程,道出一段美丽的传说……
   “香草山”源于《圣经》,在雅歌篇中“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香草山上,有百合花,有羊群,有爱情的故事。书中的宁萱是一位美丽的江南女孩,支撑她生活的动力乃是罗素所称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廷生,被不少人视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是被人嘲笑的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他们相互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彼此产生了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爱情悄悄来到,他们像“一对单翼的天使,惟有彼此拥抱才能飞翔。”
   《香草山》作为余杰的自传体书信小说,爱情由一封一封的信娓娓道来,从宁萱第一封信开始,到宁萱两次赴京会面,至终了宁萱“奋力拖着两个大箱子,宛如破冰船破冰而来。”两人爱情跨越了一年零五十三天,一根爱的红绳把一封封信和日记像栓蚂蚱般串了起来。
   《香草山》宛如一本爱的诗集,一支爱的恋曲。香草山,幽香迷人,令人神往;廷生、宁萱的爱情,温馨甜美。相信你读后,一定会馨香四溢,满口留香。
   香草山上,蓝天白云,水草丰盛,盛开着一朵纯洁的爱情之花。生活,原来可以更美的。
   有些东西,是有着唯美色彩的,比如冯小宁的电影,比如余杰的《香草山》。
   有些东西,是纯洁无瑕的,一世珍藏,愈久愈醇,比如初恋,又比如《香草山》。
     看《周渔的火车》,许多人中途退场。我庆幸我坚持到了最后,看到了那个结尾。缥缈的仙湖,陈清含糊地呢喃着:“……由你完全充满,完全充满……”空洞而无力的声音一遍遍回荡,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周渔们的爱情。
     爱情与诗歌是互相衍生的,当诗歌在大声朗诵时,爱情也以最明亮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八十年代初,我的年龄使我还无缘爱情,我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生骑着单车,带着女友,一边飞驰一边同声朗诵舒婷、北岛的诗句。那个时代就是周渔们的时代吧?大声朗诵的诗歌与明亮饱满的爱情让周渔们阳光灿烂,鲜艳夺目。什么时候起,舒婷老了,北岛走了,海子死了,那个童话诗人顾城也以非常不童话的手法结束了自己的歌谣。诗歌,在物欲浪潮的拍打下愈来愈狼狈,现出了它的破败之相。它压抑着,渐渐成为窝在光线灰暗的小屋、两眼无神的陈清们的梦呓。周渔明亮饱满的爱情是这间小屋刺目的光芒,陈清们承受不起。陈清退却了,周渔无所归依。那么,张强,那个精力充沛的兽医应该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吧,他非常熟练地提炼出周渔物质性的欲望,以充满现实感的自信与笃定将陈清与陈清的诗歌比衬得猥琐怯懦。他与周渔做爱后,大声朗读着陈清的诗句,是一种挑衅,更是一种嘲弄。“你不就好这个么!”他说周渔。周渔蜷在那里,空虚得没有一点底气。没有诗歌的爱情还是爱情吗?周渔们不确定。而周渔们是把爱情当作空气来呼吸的女人。周渔最终还是离开了张强,她说她要去找陈清。她死了,也许她只能以死亡来结束她的寻找。因为诗歌死了,诗歌衍生的爱情也死了,只有陈清们还活着,苟且地活在阳光的夹缝中,面对虚无之境含糊其词。可是缥缈的仙湖没有了周渔,没有了周渔明亮饱满的爱情,它拿什么来“充满”呢?
     诗歌由男人的口舌吐出,却被女人深深地吸入骨髓。没有了诗歌,男人丧失的是光环,女人丧失的是灵魂。记得英儿在《魂断激流岛》中,说自己与一个物理硕士相亲,对方一句:“天气真好啊!”让她笑弯了腰,她觉得这种相亲实在是滑稽。是呵,她那时被诗歌浸泡得像酒,轻轻一荡就酒香四溢,怎么能想象世间还有如此枯燥乏味的词句呢?多年后,当她以“麦琪”重现江湖时,面对众多暧昧猥亵的目光,如果她能想到那个物理硕士,说不定会想念那个时代,在诗歌之外的单纯吧?
     被诗歌浸泡的女人透明温软,没有一点防御能力,总是硬生生被一些疼痛刺中。现在呢?诗歌已经被放逐了,女人们的疼痛也钝了,没有伤害,也没有感动。有的,只是一些怅惘罢了。就好像看到那个结尾,看到那个飘渺得像要在人间蒸发的仙湖,陈清的诗句轻轻碰触着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屏息,然后,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当我们又到阳光明媚的影院外面时,很快地,就没心没肺地笑起来……
    《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他身上带着无法言说的异质色彩。陈凯歌给了他两个字 “迷恋”,这个概括无疑是滴水不漏的:程蝶衣对京剧的迷恋到了戏我不分、如痴如魔的境界,甚至连性别取向都出了问题。陈凯歌用“背叛”概括了另一个主角段小楼。
    段小楼和程蝶衣这对师兄弟,从小一起吃苦,一起唱戏,一起长大,又一起成角,为什么一个走向背叛,一个却对京剧至死不渝地迷恋着?是什么导致了这严重的分化?段小楼的背叛源于他的务实,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任何一分子处在他的位置都可能走向背叛。而程蝶衣的迷恋源于他的真诚——一种丝毫不懂得欺骗,纯粹的一尘不染的诚实!正是这真诚,使程蝶衣,并使《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有了深刻的意蕴。
    京剧《霸王别姬》的“四凡”段有一句唱词:“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程蝶衣硬唱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为此受到严厉的体罚,但他死不悔改。这就是他的真诚,他无法草草地哪怕似是而非地对待一件事,一句话,他忠于真相,一点点违背都做不出。后来在“成角儿”、“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的理念作用下,尤其是师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项羽虞姬“从一而终"的爱情悲剧后,他终于渐渐软化了,放弃了对男儿郎的坚守。承认自己在戏中的女性角色,对任何人都是无碍的,程蝶衣却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灾难,他太真诚了:人怎能徘徊于男儿郎和女娇娥之间,人怎么可以在台上是一个人,走下台了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做不到,他只能在一重世界里生存。这一重世界,要么在台下生活,要么在台上唱戏,从他被娘送进戏班子开始,前一条路已经绝了,他只能选择在台上唱戏。在这一重世界里,有着程蝶衣全部的希望和寄托,没有戏,他将无法生存。他唱戏是杜娟啼血,是倾注整个生命的,他不是在演戏,而是在演绎生命。这种彻底的真诚,成就了真正的艺术,修炼了程蝶衣绝世的风采。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回眸,每一次哀怨,都摇曳着无尽的缠绵和柔弱。
    程蝶衣的真诚太纯粹、太完美,而任何纯粹完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伤害的,因为哪怕一粒纤尘都可以玷污了它。满怀一腔赤子的真诚,程蝶衣的脆弱没有一点自卫能力,在现实的风浪中沉浮不定,在现实的暴力面前惊恐彷徨,不知所措。他深深迷恋和依赖着段小楼,可段小楼不是霸王,没有保护他,反而背叛了他。程蝶衣如此孤独无助,他比虞姬更为悲惨。
    程蝶衣明知段小楼做不成真霸王,但他已义无反顾地投身戏中,投入虞姬“从一而终”的忠贞里。他最终拔剑自刎了,不单是为了“从一而终”的承诺,还为着孤独的绝望。程蝶衣倒在戏台上,连同真诚和真诚铸就的艺术,试问还有谁能步其后尘?我为之一震,我们不能不急切地呼唤真诚,呼唤艺术!
     陈寅恪,一个须仰视才见的名字,他为中国后世学人提供了在文化苦恋和忧患意识双重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晚年的陈寅恪已不限于个体生命的生理概念,而逐渐演绎成一个文化概念。
    作为史学宗师,陈寅恪的生命早已消融进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中;作为文化大师,其灵魂早已镌刻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丰碑上。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时空,有幸捕捉到先哲伟岸峭拔的身影。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顾和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引领人们穿越历史的烟尘触摸到铮铮风骨。
    陈寅恪家学源远流长。祖父陈宝箴是晚清时期倡导新政的得力干将,时任湖南巡抚,藉风云际会独标孤高。其父陈散原生逢倭寇大肆进犯,他伤中华之辱而不甘苟且偷生,毅然绝食身亡。陈寅恪一生羁旅漂泊,12岁东渡扶桑,后又辗转美洲及北欧各国,直至36岁才得以暂时栖身于清华园,47岁后因抗日烽火再次饱尝生命迁徙之累,但他将所有的漂泊流离之苦皆化为兴亡之叹,他对生命的体味也因超越个体的痛楚而极具传统文化起伏升沉盛衰之喟叹。直至1949年1月19日栖身于岭南大学之康乐园,才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此时的陈寅恪在学术界已达到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境界。
    对于陈寅恪来说,中年的十年是他生命之旅中最无“桎梏”的十年,他尽情地遨游在学海里,但一生追求“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终究难逃历史无理性之手的拨弄。因为长年伏案苦读最终导致双目失明,自由的翅膀从此折断,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只能靠心灵情感去感同深受,其后他致力于以诗证史一途,引申诗韵中的“微言大义”。此间,心态凄凉的他拖着残病之躯在三个月内以口授方式写成气势如虹的七万字的《论再生缘》,大量的考证内容足令今人汗颜。长达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中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柳如是,承载了陈寅恪晚年无比感伤的历史情愫与生命况味。陈寅恪晚年的“红妆”研究,旨在把“红妆”与文人置于同一层面比较,激赏惊世骇俗的女性以及她们视纲常如弃履的叛逆精神。据吴宓说,陈寅恪藉“红妆”体察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与清闲风流无涉。
    1929年陈寅恪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语云:“士之读书治学,善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虽隔半世纪余仍言犹在耳。陈寅恪以盲目膑足之躯守护文化若生命,以此捍卫学术的独立和意志的自由,然其立于“高处不胜寒”的支点,终有“负鼓盲翁老作场”,“四海无人对夕阳”的生命嗟叹和心灵悲鸣。
    当下的中国学人理性回首这段艰难的文化苦旅,应重新审视中国学人“根”之所在。陈寅恪独特的人生传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必将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留下光辉的一页。
    记得有位作家曾生动地写道:“但凡读书人总是爱书若狂,好书如好女子一样,虽不能一五一十地说出它的优劣,但却有一种想与之亲近的冲动。因此,只有书才有资格躺在身边,犹如永恒的蜜月、亲密的伴侣。”
    爱书的人把买回的新书包好,看时不打折,看完了又放好,生怕损坏弄脏。读书的人大都吝啬,最怕有人借书,因为担心有借无还,或不爱护书本。爱读书的人爱逛书市,发现有好书,咬牙切齿也要买回来。罗蒙诺索夫为换得一本《算数》书,痴心替别人白干四十天活;闻一多读书成瘾
,一看就“醉”,结婚时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可他还在书房里手捧书本发“痴”;世界文豪高尔基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子着火了,他首先抱出的是书,而不是其他东西。
    读书如交友,多与之接触,则会识生其间、智生其间、趣生其间、雅生其间,及至开阔视野,拓展胸襟,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更高的人生追求。
    读书可以正人。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可见,读书能起到美容作用,不读书是不行的,日子久了就变得孤陋寡闻,说话连舌头也控制不住了。
    读书如品。即便同一本书,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年龄读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清人张潮在《幽梦影》 中说道“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真是一语中的。
    读书可以入景。一旦进入“角色”,就会旁若无人,看到丑恶之处,不禁失声痛骂,读到精彩之处,又不禁要振臂高呼。古人就有以《史记》为下酒之物的,读到张良暗杀秦始皇失败之处,猛击案道“惜乎,不中!”于是执杯痛饮一口。那种与史事同呼吸,与古人相沟通的乐趣,尽在不言中。
    “富贵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种粟,安居不用架高屋,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事,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宋真宗的劝书诗告诉我们多读书、广读书如此有益。当然多读书并不意味着良莠不分,广读书也不是说不论主次。在知识更新迅速的今天,正如史美尔斯所说的“好书是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因此,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
    听说有人替金庸先生报名角逐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由得替金先生捏了一把汗。我是极仰慕金先生的,但一些好事之徒非让金先生去角逐什么诺贝尔奖,我却以为十分地不妥。
    对我们而言,瑞典那个国家实在是太遥远、太寒冷了,为了寻求所谓的文化大国和经济强国的支持,从而加倍关注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真得无可厚非。评审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就曾公然宣称“诺贝尔文学奖现在仍是一个西方的奖”,所以那些满纸基督、人权、乔治汤姆、巴伐利亚的作品能轻易地击败中国、印度以及拉美等地区的顶尖之作。由此我更加难以想象,一群在胸口画十字的大胡子,真得能心悦诚服地理解金先生的“无招胜有招”、“手中无剑,心中有剑”、“飞花摘叶,亦可伤人”。那些对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哲学不甚了了的人,又怎么能单单看到《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等俊逸的书名就目驰神眩呢?
    此外,金先生的作品虽然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任你随便翻到哪一页开始读,都能很快沉浸下去,爱不释手。但无法否认的是,金先生笔下的大侠们脱离现实太厉害,为了所谓的门派之争,正邪之战,往往一言不合就要在刀剑拳脚上拼个你死我活,为了个“武功天下第一”的虚名整日里尔虞我诈。武林中人似乎从来都不必为生计发愁,大把的银子也不知道从何而来。从头到尾告诉读者的,无非是些“勤能补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强中自有强中手”等浅显的道理,难怪有人称金先生的作品是“成人的童话”。所以,让郭大侠、小龙女、萧峰、韦小宝与阿Q、骆驼祥子这些最深入中国人心的人物形象相比,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日瓦戈医生这些承载了国家和民族苦难的形象相比,怎能一争高下呢?金先生也说自己写的那些东西是游戏之作,我们又何必非得一本正经地去争那个诺贝尔奖的名分呢?
    还是把金先生的传世之作,当作茶余饭后的一道点心来品尝好了。非给它们安个大餐的帽子,套上大餐的外衣,去大餐的盛宴中角逐,似乎有点不自量力。
书评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余英时最先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读了他和刘斯奋关于陈寅恪的论争文章,而促使我对其再认识则是因为读了这部洋洋六十余万言的《士与中国文化》。欲为方家,不惟腹笥充盈、学养丰赡,还应自出机杼、独成一家。《士与中国文化》中便有不少为人称道的不落窠臼之见。
    在这部书中,余英时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一词是1898年在著名的德累福斯案中由克里孟梭首创。是时,为了一个毫无瓜葛的受害者,左拉不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在整个法国掀起了一场良知运动。在檄文《我控诉》中慨言:“我只有这样一种激情,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人类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应该有权获得幸福。我的激动的抗议是我灵魂的呼声。”读此书,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既有“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孔子,也有“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更有抨击朝政、逆命不从的东林党人……但是在专制统治和政治高压之下,以及士对特权阶层的先天依附性,致使古代的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良知和斗士,而士则未必。
    在第二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中,余英时说道:“……可见在帝王眼里,像司马迁这样的文史大家也不过和倡优差不多,可以加以戏弄的。司马迁之所以特立《滑稽列传》正有其身世之感。”想当初太史公因李陵一案惨遭腐刑,尽管出身士之世家,但在尚武的刘彻眼里一蕞尔士人与蚍蜉何异,稍有逆鳞之举便有大刑伺候,难怪淳于髡、东方朔事君之时像“俳优一样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这使我想起了刘宗迪先生在《知识分子和俳优》中所言的“俳优们的装疯卖傻、装腔作势、谑浪笑傲、油腔滑调等等,与其说是世故滑头,不如说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察基础上明智选择”。两相印照,读者耳目一新之余也会不胜唏嘘。
    有宋一代,王安石等汲汲于“得君行道”,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矢志践行“以天下为己任”。到了明朝中后叶,王守仁及其门人却“思不出其位”,转重于“百姓日用之道”。究其因,余英时解释为:元代以降,“士”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这是政治环境以及十六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萌芽等社会因素使然。因此宋明理学虽然一脉相承,但实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灼见确属肯綮之谈。
    孟子尝言:“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果真如此吗?如果把这部《士与中国文化》和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结合起来读,就让人不免寄感遥深了。陈玉明先生在《士大夫与女人的缠足》一文中指出,我国古代的士大夫之所以对女人的小脚心醉不已乃缘于士大夫常怀有妻妾自拟的心态。高高在上的皇帝操纵着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而士大夫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虽然皇帝不可能完全抛开这架机器,但一个个的螺丝钉却是完全随时更换的。”由此可见,即便士人再腹笥充盈,再葆有入世的情结也断然不能扫却身为附庸的境遇,这也是我读《士与中国文化》而生的题外之义。
    抗战后期,田汉先生为抒发胸中积郁,曾写道:“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千古伤心文化人,信然!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3年1月第1版 定价:63元
开卷有益
    提起小人书,许多人都有深刻的记忆。对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都不会忘记自己儿时得到一本小人书时的那份欢喜、兴奋与满足。我的童年也是在小人书的陪伴下度过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本本小人书给我们平淡的年少时光增添了许多欢乐的色彩。
    还未上小学时,看到小伙伴们趴在地上看那些满是图画的小人书,羡慕极了,便凑上去和他们一起看。尽管文意一无所知,却对图画中的龙凤、孔雀、英雄、妖魔鬼怪等津津乐道。高兴时还用一张张白纸覆在书上描摹,画好了拿到一起,评判高下。
    上学了,开始看一些带文字的连环画,内容大多涉及忠臣孝子、才子佳人,或公案演义、旧闻轶事。图画固然有趣,但画面背后的故事更耐人寻味。譬如连环画《杨家将》中杨令公撞到李陵墓碑的那一幕图画;又如《大刀王五》中题在墙壁上的那首《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虽然当时不太理解,但至今仍记忆犹新,也许这正是小人书的诱人之处。
    我拥有的第一本小人书是爷爷送给我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爷爷是好读书的人,退休后带回了许多书,在我的央求下,爷爷将《西汉演义》、《东郭传》、《木偶奇遇记》等连环画交给我保存。爷爷还告诉我村里那位收破烂的老大妈那儿有小人书。
从此,一放学我便跑到大妈家“淘金”,像那本没封面的《鸡毛信》、缺页的《李自成》和发黄的《八仙过海》都是从大妈收的破烂里找到的。找小人书是件很辛苦的事,发霉的书页、乱跑的虫子、呛人的灰尘,将我搞得灰头灰脑,就像动画片中的小丑。就这样,我的小人书一天天多起来,书架也逐渐充实起来。
    在大人眼中,那些小人书或许只是一堆破旧不堪的玩意,对于儿时的我来说却是宝贝。曾记得为一本发霉的小人书和几个伙伴扭成一团;也曾记得在小人书摊翻书而忘记上学的时间;还有为买一本心仪的小人书第一次向母亲说谎……童年的我饭可以不吃,打可以挨,但小人书不可不看。它是我成长的老师
,是我梦想的“乌托邦”。当许多同龄人在追逐打闹时,我却津津有味地沉迷于一本本小人书,随着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而眉飞色舞或扼腕叹息。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个个跌宕的故事,我逐渐知道了什么是美丑善恶什么是勇敢懦弱;知道了对国应忠,为子要孝;知道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威武不屈的操守;也知道了人不仅仅为自己而活着……
    今天,除了在废旧书市和收藏家那里还可以见到小人书,我们已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小人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怀念我的小人书,更怀念那充满书香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