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之路
石楠
我几乎没有什么休闲爱好，惟有读书相伴。读书于我和吃饭穿衣同等重要。只要有书读，哪怕独处荒漠孤岛，也不会寂寞。
我爱读书，也许和儿时无缘上学有关。我刚从扫盲夜校识得些字插进小学五年级，那时已是16岁的大姑娘，分外珍爱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见到书就象饿狼见到活物般扑上去大啃大嚼。记得曾借到一本《水浒传》，偷偷带着去放牛。一到山上就让牛自由去吃草，我捧着书坐到树荫下读起来。虽说不少字不认识，很多词意不明白，我却完全溶进水泊梁山的英雄们中去了，把什么都忘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牛鞭抽得条件反射般跳了起来，看见父亲握着竹枝作的鞭子怒气冲冲站在我面前吼着：“好呀！牛吃了人家一田稻，你倒好，躲在这里看书！牛让人家牵走了！"我这才惊醒过来，转身去寻牛。父亲要夺我的书，追得我满山跑。我紧紧抱着书，任鞭子抽打在头和背上。
中学时我更迷书了，寒暑假不回家，义务帮校图书馆补书、搬书，为的是借到新书和好书。但功课很繁重，完成作业，熄灯铃就响了。我待同学们睡了，悄悄溜进厕所，站在路灯下看书。星期天回家也看书，边帮母亲烧火边看，为忘了给灶里添柴禾，不知挨过多少骂。有次灶口燃着的柴草掉下来了，引燃了灶门外的柴禾，我却未能觉察，几近酿成火灾。
初中毕业失去了升学的机会，我决心自学。在工厂的20年中，从没中断过自学。市图书馆的名著几乎读遍，几天就换借一本。我从微薄的工薪中，拿出可观的部分购订书刊。就是那读书被视作犯罪的年月，也没有放弃过读书。读一切可以找到的有益书刊，象地下工作者那般，对书的封面进行各种伪装，和书友们暗里交流。
后来调到图书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知识殿堂。我象个饿汉，废寝忘食，扑在书籍的餐桌上。可要想读尽这些浩如烟海的书，是办不到的，我得有选择地读。为了选择优秀的书籍，开扩视野，我利用工具书。首先利用的是书目，它是读书的门径和益友。写传记小说后，书目对我的帮助更大了。为弥补我正规教育的不足，我利用字词典帮助提高语言文字的规范修养。我使用《康熙字典》、宋人王洙、司马光的《类篇》，清人阮元的《经藉篡诂》、《广雅》、《释名》和各种词书、百科全书和类书。有疑问就查，读书是种快乐，但读书又很辛苦。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说的那样“读书是一种崇高意义上的锻炼，象体操家一样，需要一再奋斗，如果读书在睡眠状态下进行，它是不会给你什么的。”只有苦读力学，才有利于学养的提高
为加深对读过的书籍的印象和记忆，要求自己不动手不读书。这也非我独创，是从前贤那里学来的。前人读书要求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就是看、读、写、领会四者不可缺一。手到就是抄书。抄书对古人来说是常见的事。就是发明了纸和印刷术后，书的印数还是很少的，品种也很有限。明末历史学家谈迁为编写《国榷》，背着铺盖到百里外去向人家借书抄，苏东坡这样的大作家，也把抄书作为日课，仅《汉书》就抄过三遍。鲁迅15岁就开始抄书，最初他抄《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继抄《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又从《唐代丛书》中抄了《百花谱》《黑心符》，后又抄《茶经》《五木经》及许多有关植物的专著，一直抄到30多岁，还乐此不疲，1911年又从大量的古籍中抄录出6000张纸条，完成了《古小说勾沉》。尔后他还从杭州、绍兴的图书馆中辑录了《岭表录异》和山会邑馆的碑贴。
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抄一遍在今天是没有必要的，但手抄过的东西，记忆特别牢，理解也深刻。一旦需要它们会自然跑出来。古人许多读书笔记，往往作为价值很高的著作流传下来，象宋人王应麟的《困学记词》、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都包含着丰富的知识，独特的见解，成为一种重要的著作。
我从前贤那里受到启发，要求自己勤动手作读书笔记。哪怕读报上的短文，若有令我回味咀嚼的好句，也要记下。读长书，除了写提要、背景、体会，还摘下读不准确的词、字和美文、隽语，手边放着字典、辞书，边查边读，细细咀嚼，吞到腹中，化作自我血肉。
我喜欢读书，它给我快乐，更多的是营养了我。它已成为我不可分离的密友，将伴着我走向人生的尽头。
摘自《安徽日报》
期刊部是安徽大学逸夫图书馆重要部门之一是学校文献情报中心对学校教学科研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部各阅览室现收藏中、外文现期及合订本期刊约2000多种，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具有学术性、检索性、综述性、科普性以及趣味性和消遣性。服务对象面向全校师生员工。本部自2000年以来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和日常业务管理，随着现代化的逸夫图书馆开放，计划在各阅览室放置计算机，利用计算机管理藏刊，读者可通过计算机查询、检索各阅览室所收藏的期刊资料。
本部门主要由三个内部办公室及6个阅览室组成，它们分别座落在逸夫图书馆的C楼和D楼的二层及C楼的一层。6个阅览室分别是：
1.中文过刊室：主要收藏中文过期期刊（社会科学收藏1980年以后，自然科学收藏1990年以后），共藏刊：18493册。排架方式采取：2000年以前的期刊按刊名字顺排，2000年以后的期刊按分类排架。
2.中文社会科学期刊阅览室：主要收藏社会科学方面的现期期刊及当年的期刊（其中包括100多种现期人大复印资料），室藏约1000多种，排架采取分类排架，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中的22个大类（A类——Z类）排架。
3.中文自然科学期刊阅览室：主要收藏自然科学方面的现期期刊和当年期刊约500多种其内容涉及数、理、化、无线电、生物、计算机等，全国各省重点学报以及《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自然版）均收藏在本室，排架也采取分类排架方式。
4.中文合订本报纸阅览室：主要收藏1980年以后的全国各省、市的党报、晨报、晚报、科技报约162种，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按汉语拼音首字母顺序排。
5.中文现报阅览室：座落在C楼一层106室，主要收藏当天及本周的现期报纸141种，服务对象面向全校师生员工。
6.外文期刊、报纸阅览室：主要收藏现期及当年的外文期刊、报纸和一些参考价值较高的外文过期期刊，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大类。排架：2000以前的外刊按英文26个字母顺序排列，2000年之后的外刊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中的22个大类（A类——Z类）排架。
欢迎广大师生前来期刊部查阅资料，我们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003年6月3日上午10时，逸夫图书馆横幅高挂，充满喜庆气氛，皖籍台胞刘国瑞先生向安徽大学捐书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刘苹局长、莫欣副局长、纪检组长杨绿章等一行7人专程出席了图书捐赠仪式。仪式由华泉坤副校长主持。刘苹局长高度评价刘国瑞老先生的一片赤诚爱国爱乡之心，介绍了捐赠情况始末。莫欣副局长提交了捐赠书目。黄德宽校长向刘国瑞先生的亲属颁发了收藏证书，他代表学校对刘先生慷慨捐赠、泽被桑梓、惠及后学的义举表示衷心感谢，对出版局出钱、出力促成好事，支持教育事业表示感谢。图书馆馆长许俊达、副馆长谢克省、外办主任徐鸣、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黄晓明出席了捐赠仪式。来宾们饶有兴味地参观了刘国瑞先生赠书陈列室。
刘国瑞先生是台湾联经出版公司董事长，原籍安徽庐江，此次捐赠我校的私人藏书4946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目前已被收藏在“安大文库”展示。
综合性图书指内容庞杂，类无专属，广泛涉及各知识门类、形式多样、体例特殊的著作。对这类图书各分类法都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部类，列于其它四大部类之后。这部分书籍除了内容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外，也包括部分特定出版形式的书籍，通常按出版类型设置类目，分为书目、索引、文摘；百科全书、类书；词典；年鉴、年刊；连续出版物；著作集、论文集、杂著；丛书；中国古代经籍；特藏等。
安大图书馆历来把图书分为文科（社会科学）、理科（自然科学）两部分管理。以前有文科阅览室和理科阅览室，凡00－49类下的图书收入文科阅览室，50－98的图书入理科阅览室。逸夫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有3个借阅室，自然科学图书有2个借阅室。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分类号50以后除了自然科学外还有一大批内容广泛、不宜分入任何一个知识门类的综合性图书。它们的分类号（“科图法”）是90－98（“中图法”分类号为Z）。这一部分图书有名人论著、各大学学术论文选编、学位论文摘要、中国文化精华全集、中国古代经籍以及《四库全书》、《东方文库》、《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等一大批有学术价值的图书；还包括一部分涉猎多个学科领域、但内容并没有超出社会科学范畴的、因种种原因被误分的书籍。例如：《中华文史论丛》、《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文史述林》、《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等以及部分内容为社会科学的名人著作集。这些图书，是安徽大学藏书中的瑰宝，现存放在C区1层的自然科学第二借阅室和D区10层的自然科学样本书阅览室。
以上介绍，希望对读者了解和利用综合性图书有所帮助。
超星数字图书馆的阅读器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电子图书阅览器，操作界面友好而且方便，它符合传统图书阅读习惯。这里就超星阅读器部分功能的使用方法作一介绍。
怎样阅读电子图书？超星阅读器尽可能地使你贴近阅览纸质图书的习惯，阅读时有上页，下页和目录页等书页的概念。
当你阅读电子图书时，屏幕上每次只显示一页，翻页的功能可以通过浏览器窗口的工具栏中的上、下页按钮或者窗口中的浮动图标来完成。人们看书时常常喜欢通过目录的页码翻到要看的章节，同样电子图书也可以满足这个习惯。通过浏览器窗口的工具栏中的指定页按钮，键入指定的页号到相应的页面来满足这一阅读习惯。阅读器的显示页面可以随意放大、缩小和移动，它的大小通过浏览器窗口的工具栏中放大镜按钮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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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字识别功能作摘录 超星阅读器嵌入了OCR文字识别系统，它的功能是将图像格式的图书转换成文本格式，更加方便读者对电子图书的保存和利用。当你在阅读电子图书时，可以充分利用文字识别功能，进行文章摘录。操作如下，点击浏览器窗口的工具栏中的“选择图像进行文字识别”按钮（或者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文字识别），屏幕上出现了“＋”，把它移到要转换的段落前，按住鼠标的左键并拖动它，把该段落圈在方框里，屏幕上弹出文字识别窗口，此时该段的文字转换成了文本格式，你可以通过“保存”按钮以txt格式存放在本地硬盘或者软盘上，也可以通过“加入制作”按钮以pdg格式存放在“制作窗口”上，并再保存到本地硬盘或者软盘上。这两种保存文件的格式不同，打开文件的方式也不同，前者通过纯文本方式打开。后者通过超星阅读器打开。对文章摘录时，前者摘录一条信息就要保存为一个文件，后者可以摘录多条信息后保存为一个文件。但不管以哪种方式保存，它们都可以对文字进行复制和粘贴的操作。值得注意的是超星阅读器嵌入的OCR文字识别系统不完善，对汉字的转换率只能达到90％，因此“文字识别”窗口具有对文字的编辑功能。
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超星数字图书馆（www.SSReader.com）已经开馆。读者只需一张读书卡、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借阅到全国部分图书馆、出版社珍藏出版的文献图书资料。
在超星数字图书馆里，网友可借阅数字图书，或者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和科研成果与大家交流讨论，享受着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阅读、新创作、新交流”的文化生活。读者登录超星数字图书馆网址，下载安装超星图书馆阅览器SSReader，在超星图书阅览器中的注册菜单中进行在线注册（免费试用读书卡号：200288889999，密码：101010），即可从超星图书馆内借阅到广东省图书馆、辽宁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图书馆、深圳图书馆、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温州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等图书馆的数字化馆藏，总量达到30万种。还可以借阅到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等最新出版图书的电子版。超星阅览器可以全文检索精确到每一页、每一字，利用超星图书馆的“读书笔记”和OCR文本摘录功能，还可以边看图书边做笔记，及时摘录书中的句段、图片，做文献索引等工作，为写大量书稿、论文和及时充电的人们、出国留学的人员，提供了省时、轻松方便的网上读书环境。
薛原摘
寻物很正常，启示也很正常，但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便极不正常，然而，这在一些曾经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眼里却也很正常。要不，我们为什么会在校园的广告栏处，抑或教室的门前经常见到赫然张贴的“寻物启示”呢？
“启示”与“启事”意思迥然不同。启示即启发指示，使有领悟；而启事是指为了说明某事而登在报刊上或贴在墙壁上的文字。物品不慎丢失，你把此事告知众人进而想寻回所丢物品，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启发指示呀，怎么能用“寻物启示”呢？更何况，张贴者丢失物品后本也无闲情雅致去启示我们什么，我们从中也丝毫看不出、得不到什么启示！
第一次在校园里见到“寻物启示”时，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与难以置信。这可是大学校园呀，这里面可是全国的天之骄子呀，尽管大学生的素质已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可也不至于连这几个字都写不对。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可能由于一时疏忽所致。然而，几年来“寻物启示”总是经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真的看多了，几乎看惯了，几近麻木。
我不想在此小题大做、耸人听闻，但总觉得“寻物启示”出现在大学校园里是件极不光彩的事。语文学了那么多年，高考也挺过来了，怎么就写不好那几个字呢？“寻物启示”与“寻物启事”交替出现在我们的校园里，怎么就引不起我们的怀疑和思考呢？当我们无法确定究竟哪一个正确时，怎么就不问问别人、查查字典呢？一切都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我们大学生到底怎么了？有人说大学生变得越来越浮躁了，也有人说大学生变得越来越务实了。两者乍听起来不一样，而且后者听起来很顺耳，但其实质都是直指当今大学生的弊病。一些学生东奔西走忙于交际，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是实用的，其它都是多余的；一些学生废寝忘食忙于考试，在他们眼里，通过考试是主要的，其它都是次要的。诚然，人际关系重要，英语、计算机重要，考研也重要，但不要忘了，人与人之间的优劣高低最终取决于综合素质。如果连“寻物启事”都能写成“寻物启示”，即便你本领再高，在别人眼里，你至多是个技术型工作者，而不是一个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这无疑是我们的耻辱与悲哀。
（一）引子
两千多年前，乌江之畔，虞姬，挥剑自刎以谢霸王；十年前，《霸王别姬》，程蝶衣，一柄利剑，嘎然而止；数月前，香港，张国荣，劫波度尽，已成昨天。“人戏难分”的悲剧，竟已成真。
（二）永远的迷恋情怀
《霸王别姬》是一部展示人性的影片，陈凯歌在片中完成了一个迷恋与背叛的故事，尤其展现程蝶衣迷恋这部分凄凄动人。程蝶衣迷恋自己，迷恋师哥，迷恋虞姬，迷恋霸王，迷恋京剧，迷恋纯洁，迷恋从一而终。
迷恋从《思凡》里“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一句唱词开始，完成这一“蝶变”的是师哥的那只烟斗。之后，他痴情于“女娇娥”这一戏剧人格，与虞姬浑然一体，人即是戏，戏即是人，人与戏，尔尔难分。长久心理积淀和自我角色的认同使得他甚而达到一种疯魔状态，在霸王面前，俨然已是虞姬了。
对京剧，程蝶衣是另一种艺术的迷恋，是一种宗教般虔诚。有一个细节，法庭上，程蝶及只要否认自己曾为日本人唱过戏，便可从牢中释放，因为段小楼已事先打通了所有关节。但他没有，理由是，日本人是喜爱京剧的，是懂得欣赏艺术的。所以，程蝶衣眼中的京剧是纯粹的艺术，而无意识形态色彩。
程蝶衣迷恋的至高境界是末了虞姬式的自刎，这是一个诗意的行为，是以死亡进行的最后一次绝望的救赎，是以生命对信信念和艺术的最后祭献。他要把虞姬演到底，他完成了迷恋。
（三）华彩的人生
饰程蝶衣的张国荣是一位用真情入戏，用真爱演绎苦楚人生的演员，对艺术有着全身心投入与痴迷，张国荣演的程蝶衣与程蝶衣演的虞姬，同样人戏难分。他追求完善，追求纯洁信念，终于也以微薄肉身之躯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蝶变”，以生命全力诠释了程蝶衣，也诠释了自己，塑写了人生华彩的篇章。
（四）好一幅多彩的三维立体画
本片中，人戏难分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另外一层，即“戏中戏，戏套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虞姬迷恋霸王，程蝶衣迷恋虞姬，张国荣迷恋程蝶衣。张国荣成就了程蝶衣，程蝶衣成就了虞姬，虞姬成就了霸王。这样一个多重人格结构无疑是精心构建的一个多彩迷宫，是向受众展示出的一幅摇曳多姿的三维立体画，人性在此也得到最大化展示与突兀。
好一幅多彩的立体画，在画中，迷恋与背叛交错进行，人戏难分，无穷的韵味……
从《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到一万多字的长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余杰对余秋雨穷追不舍。“忏悔”原是一种自赎，现在，对于余杰来说：“迫人忏悔”已成了一种救赎的姿态了，在他振振有辞的棒喝中，余秋雨们很容易联想起当年挥着红宝书，号称要拯救全世界的红卫兵小将们。
对生命的追问，对实现、对灵魂孜孜不倦的反省是中国思想新生代的特色，也是千万人为之喝彩的主要缘由，作为余杰的同龄人，我也曾是喝采者之一，因为我们心中蕴育着共同的对于“人”的忧患与珍视。但随着余杰愈来愈习惯扮演（原谅我使用这个词）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他身上“斗士”的金袍愈来愈发光时，我突然有了一丝惶恐：我们这群对文革还缺乏相当认知的年轻人在作为呐喊者出现时，是不是太轻易地就成了一个先天的审判者？许多人似乎忘了，我们的“清白”是时代造就的，上一代的“罪孽”也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起跑点不同的。当我们气势磅礴地以我们天赋的“清白”去指责上一代人逃不掉的时代的烙印时，我们有没有去试着了解他们的苦衷呢？当我们义正辞严地指责他们为什么不背负他们灵魂的十字架时，我们是否曾把自己置于他们当时的处境呢？我们能肯定地说，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们会拥有今天的见识与今天的勇气么？而且，我更要问一句的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就真的比文革时的知识分子活得更崇高、更有担当么？那时还有顾准、遇罗克、吕荧、张志新……而今天，我们并没有面临生死关头，众叛亲离的压力，仅仅是利二字，就使得多少读书人趋炎附势，不耻下流？我们总是逼问历史，我们什么不更多地逼问现实呢？“还原历史真相”更适宜那些幸存者来做，作为后人，我想我们只有研究的义务，并不具备审判的资格。
揪别人的辫子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没有感同身受的经历，如果我们也曾在某种压力下喑哑从流，那么，又何必咄咄逼人地去责难别人身不由己的妥协呢？毕竟，社会面貌不是靠多几个知识分子英雄，多几个烈士就能脱胎换骨的。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十字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十字架，只有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现世的十字架，言语才有了某种质地，呐喊才不至于论为空喊。否则，再大的叫嚣都是隔岸的，太遥远也太微弱。
秦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承前之先秦百家争鸣，启后之魏晋玄学靡盛。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以阴阳五行来构建系统论宇宙图式为其特色的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
自原始巫史文化（礼仪）崩毁后，孔子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心理新模式，即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思想模式。孔子通过教诲学生、“删定”《诗》、《书》，使这个思想模式产生了社会影响并且日益渗透在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与行为方式的思维方式中，通过传播、熏陶和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对待人生、生活的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的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和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原型现象，这一套新的文化思想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义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些共同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它已有思想模式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虽历经沧桑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有其不完全不直接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这一结构的成熟是在汉代，故而，一个统一的具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并在文化－－心理结构相类同的民族形成于汉代，这个民族就是汉族。
近情是汉族中国人的主要品质，所谓近情，顾名思义就是近人情或符合情理。“情”代表着活动着的人情因素，而“理”则代表着永恒不变的宇宙法则。林语堂说：“我以为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人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最好的方面。”
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民族，普通老百姓深知统治这这者的崇高、伟大和独创性等等通通是无稽之谈。只有当某些措施落到实处，给广大平民百姓带来富足、平安和乐观的生活，人民才会拥护他。如果让老百姓挑选统治者，其首要的标准即是：他是不是一个近情的人？对他们来说，不近人情的人实施统治边意味着灾难，赢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尽管他才华横溢，周身洋溢着非凡的勇气和独创性。老百姓选择拥护刘邦，尽管他浑身都有缺点，以赞美.恭维和吹捧为精神支柱，来激发想象力和奋斗的热情，并享受其中的实惠的价值。
当我们走进气势宏大、古拙的汉代艺术的宝库，仔细玩味充满铺张描述的汉赋，欣赏人兽杂处的巨幅壁画、画像石，以及各类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就可以对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有所想象。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恋和钟情，并希求这个人生能够永恒延续、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一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进行大量的、严肃认真的刻画和塑造，民众崇尚近情的品质，拥护近情的人，近情精神终于给了他们以报偿。
汉族最典型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心理结构特征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天赋，社会化的人格，对待人生积极进取的精神，重直觉重实用人事的"平面人"思维，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以及诸多"身体化"的倾向，等等。汉代的实践弥合了民族的创伤，触动了整个民族的思想神经，不自觉地成就了汉民族构建的伟绩。
思想进口不容易做好，这一点我们中国人颇有体会。从公元二世纪末我们进口印度的佛教思想，经过民间的参与和努力，中国还有鸠摩罗什、玄奘等顶尖大师的传译介绍，我们汲取到许多珍贵的东西，把它吸收到自己的哲学里，绵延在魏晋玄学之后的思想脉流中。这项浩大的工程进行得曲曲折折，我们可以从《西游记》中觅得惊心动魄的答案。第二次思想进口缘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此阶段可谓中国近现代输入西方思潮的“轴心时代”。“落后挨打”金科玉律般地一次次被无情现实所验证，清廷统治者被迫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寻求强国之道，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然中国受众面对欧洲的强势文化，几乎丧失了话语能力，这种思想文化的质量几何？是否有利于“边缘地带”弱国小民进行社会和价值重组？此番遭遇到哈姆雷特式的困惑和难题。
近日在《读书》中读到一篇冯克利的《时代中的韦伯》的文章，从马克思?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青年学子发表的两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入手，不仅再现了韦伯思想绵密雄辩的魅力，同时还提供了一份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世界历程的域外思想背景参照。韦伯亲眼目睹了普法战争后德国奇迹般地迅速完成工业过程并迅速地崛起于西方世界。这种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振兴民族经济的政策导致了一系列互为悖论的“德国特色”。在舍勒、奥伊肯等当时的大思想家看来，实为在基督教信仰崩溃和物质主义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义的丧失，人类社会的进步终以牺牲人类的精神价值作为高贵和华美的代价。为了救治时代的痼疾，他们试图高扬人的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为人类寻找一艘摆脱困境的方舟，然科学（从建立价值的意义）和民主（由平庸大众和官僚化构成）令人万分失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开始标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精神火炬的新文化运动正是韦伯发表两篇演讲的同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和入世精神的驱逼，以期心灵拯救和重铸辉煌。殊不知，西方的政治文明早已陷入不可自拔的绝望的泥淖，成为愚陋不堪的世界和偶像黄昏中文明的碎片。我认为，韦伯在这两次演讲中，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人奉为暗夜明灯空谷足音和圭臬的最有价值的理念——科学和民主遭到无情的解魅，成为不太具“精神品格”的教条。晚清以降，列强环伺，封建君王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君主立宪，在共和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直至“五四”自由派知识分子力主启蒙，筚路蓝缕，虽略显空疏和苍白，但毕竟为后来者提供了舆论先导和精神给养，其示范作用的确功不可没。
不由记起先生的“拿来主义”。倘是器物，拿来即用。但若为思想必先明白子丑寅卯，必先和本己之思想磨合方能接受使用，否则只能落下“食洋不化”。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本是自然之铁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切不可盲人摸象和以偏概全。尤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地球无国界的信息时代，信息海洋和知识爆炸，更应该扬长避短，去伪求真。对于“德赛先生”的恭请，仍在警醒当下的人们，不可一味地照搬诸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如此暴力话语体系。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基于精神性的平等交流、沟通和注解。其次人在其中占据很大的主动性，正如先生《拿来主义》里所说：“然而首先这人沉着，勇敢，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只要我们勤学苦练，炼就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和好身手，光怪陆离的文化思潮又岂能渐迷离人眼？
马克思?韦伯在谈到该做什么样的人时，他说：“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的本质。”在科技相对落后，理性精神难于彰显，启蒙屡屡受挫的中国，现在问题的关键不能只作为一个图小康安逸的国家，而应作为一个有世界历史抱负的大国求生存谋发展，对于西学的引进基于中国国情且服务于这一终极目标：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被公认为西方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的《尤利西斯》自其问世，便让读者耳目一新。
主人公幻影般的位置转移，全部在18个小时内完成。描写手法上继承了意识流小说的心理刻画特长，但又不拘泥于传统形式的束缚，大胆创新，从而有颇受人争议的“性描写”，其实不过是在对主人公布卢姆的妻子——莫莉的放荡行为上，人们难以接受对人性丑恶一面的过度暴露而已。作者运用大量快节奏的虚拟性的心理描写，比如莫莉，作者通过她无约束的思维想象，勾勒出她梦幻式的生活场景，在意识上认同后，她便会肆无忌惮地在现实中去实践它。对于布卢姆来说，这无疑是作为一个丈夫最大的耻辱，他厌恶着妻子的不忠却又痛苦地爱着她，痛苦地承担着她在物质上给予的满足和在精神上给予的迫害。在他懦弱的性格和麻木的灵魂面前，也许只有容忍妻子无休止的野性和欲望的张扬，才能维持他麻木的生活。乔伊斯之用笔情调，即带点《百年孤独》的孤寂和苍茫，又带点《雪国》的无奈和悲凉，即有着杜拉斯情人般的忧郁和彷徨，又有着包法利夫人般的放荡与悲哀，它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西方文明社会的冰山一角，也暴露出文明社会中西方人的苦闷和迷惘。
始终认为，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阅读中，不能不读柏扬。当代台湾作家群中，如果说读林清玄读陈映真读刘墉读简祯使我们热爱生活的话，那么可以说读柏扬就绝对使我们珍惜生活。一些作家的书读了让人长赘肉，而另外一些作家的书读了却可以使人长骨头，柏扬的书无疑属于后者。
多年前读过《丑陋的中国人》，为柏扬先生辛辣、幽默、深刻的文字而骨折心惊和叹为观止，今天当把读被书评家誉为“《丑陋的中国人》的续篇”——《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时候，当年那股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踏马而来，亲切之余不免欣欣然了。“八十年走过崎岖路，凝聚为一句叮咛：人，之所以为人，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诚挚地尊重。”柏扬先生的这句心曲庶乎可以作为此书的寄语。
《口供主义 罪疑唯重》、《酱缸国医生和病人》、《隋唐宫廷》……对这些历史沉疴手术刀般地施以解剖，让读者有种铭心刻骨的警醒，这应该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扬所娴熟的；《我们需要中文处方》、《妈妈，请牵我的手》、《尊严价更高》、《为几块钱请命》……从日常琐事中得出微言大义，通过峭拔凌厉的文字使读者明白尊严的个中精义，这应当是柏扬先生的初衷所在。柏扬先生认为，《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其主题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解题答案：“书名就是答案的核心，尊严就是我所提倡的国人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与处世姿态。”由此可见，剔除国人的丑陋惟有寄希望于尊严地生活！否则，在一个嗜痂为美的社会里，那些酱缸国公民必然动辄以轻慢尊严为快事：或不知自珍自爱，或忽视尊人爱人。纵览数千年历史，探寻国人丑陋的渊薮似乎都与此不无干系。
饮食男女，紫陌红尘，悠悠万事，尊严最大。相比浩瀚的宇宙，个人的生命卑微如飘忽的尘埃，但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有段著名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棵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然而，“那是一棵能思想的苇草……是思想形成人的伟大”。直面艰难和惨淡的人生，惟有思想才是我们最后的心灵净土，而葆有尊严正是我们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诚然，当来自生活的污浊和人性的丑陋挟厉而来时，我们抵抗的姿态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暴风骤雨般地彻底批判，一种是和风细雨式地逐渐消弭。如果说《丑陋的中国人》属于前者的话，那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则属于后者，激浊扬清，重塑人格，这两种抵抗的姿态我们都不能有所偏废。
有“老庄稼汉”之美誉的柏扬先生，写就此书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是依然笔锋甚健文风老辣。林贤治说：“我喜欢读战士的书。这类书完全不为学术艺文之类的形式所羁限，没有牧师或导师式的说教。”是的，我也喜欢读战士的书，不仅仅在于它没有羁限和说教，更在于它使我活得更有尊严！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柏扬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年1月第一版
好久没有静坐读书了，心中对墨香的那一丝牵挂竞逐日扩大开来，渐渐地化作一团迷雾，让我在迷茫中感到空虚……
昨日的欢声笑语传于耳际，整日忙于朋友的聚会与玩乐中，时间如飞箭穿过，瞬息即逝，却不留一丝光亮的痕迹！恍惚中感到躯体一如浮萍，漂泊不定，一路走马观花，虽然获得了一时的欢乐，却是青春作伴，游戏人生！如此，心情便更加浮躁不安，理性的智慧被埋没得毫无踪影，思绪亦如无定的风筝，风餐露宿无归处！
然而，毕竟读书是我的至爱，在我意志不坚的时候，我没有舍弃它，一经拣回，它便在我徬徨的时候帮助了我。有了它，我便有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它能使我浮躁的心变得平静下来，平静得如一潭湖水，安然而独得其乐，它又能让我的心变得理智起来，黑字白纸间跳跃着人生的哲理与生命的睿智！捧起一本书，无论它是厚还是薄，都会因它厚重的学识而博得我的敬意，无论它是散文小说还是朴素而富逻辑的高数课本，都足以将我的整个神思包容在一种穿越时空的宁静里，让我屏气凝神！
怎能让我不说读书修性！坐观世间千姿百态，心中闪烁奇思异想，思维可以延伸至太空，喜悦在一个个火花爆发中升华，你，也会在一瞬间变得伟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乐趣与充实！是啊，充实。人可以活得灯红酒绿，纸迷金醉，但是不容易活得充实。充实能让人坦然、平和、乐观、聪慧。而读书，正是能给你这种特别的关爱，它使人性在崇高的文化世界里备受洗礼，它给生命注入了勃勃生机！
读书是一种纯朴的文化，而非搀杂着人性欲望的污垢。因此，读书是一种享受。自然而然地品味其中的甜苦，就如同细品一杯香茗，需细细嚼味。洞察世事，感悟生命，你会感到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以致回味无穷，而不是觉得甜之过腻，苦之乏味。生活亦是如此，些许事情你会以其太苦而沮丧，却忽略了苦中所含的丝丝甜趣。同样，你也会因自己一时的甜蜜而忘记了点点滴滴的苦楚正向你涌来，犹如当前的我，幸而我结识了书，自然而然地读，就有收获，它培养了我一张一弛的人生态度，让我在轻松与理智间把握自己的人生。生命多一份成熟！……
读书，幸福！突然记起，该读书了。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科学家把几只蜜蜂放进平放的瓶子中，瓶子底向着有光亮的方向，瓶口敞开。只见蜜蜂们向着光的方向不断地飞动，却不断地撞在瓶底玻璃上，它们似乎无计可施，于是不愿再浪费力气，它们气馁地留在瓶子光亮处，听天由命，奄奄一息。于是，这位科学家倒出了蜜蜂，放了几只苍蝇在瓶子里，瓶子按原样摆好。不一会儿，所有的苍蝇都飞了出去。原来，苍蝇并不是一味地朝有光的方向飞行，它们进行了多方尝试：向光、背光、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不停地变换方向，虽然多次碰壁，但它们终于飞出了瓶口，它们用自己不懈地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人的一生中，很多时候，在生活的路上走得也不太顺畅，有时不是路太狭窄了，而是我们的思维定势限制了我们的思维灵性，禁锢了我们智慧火花的闪烁，束缚了行动步履。可说最后堵死我们的不是路，而是我们自己。